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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笔耕不辍——记文化界名人李健吾

【编者按】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常用笔名刘西渭。1925 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零。”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册第251页

刘西渭即李健吾,是他写文学批评文章的一个专用笔名。

乱世将门之子 初入艺术之门

李健吾1906年8月17日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县西曲马村一个读书人家中。父亲叫李歧山,是清末秀才,反清志士。1907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率领革命武装浴血征战,功勋卓著,民国初年曾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少将旅长,1920年惨遭暗杀。李健吾从小受父亲影响,常怀报国之志。父亲临别时,曾送他一部《东周列国志》,使他知道了许多历史知识和英雄故事。后随母亲移居北京。时代的动乱和父亲的遭遇使他对政治也极其敏感,对腐败的政权深恶痛绝。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使他对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们那种淳朴、善良的品质渗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

父亲牺牲后,全家失去了支柱,也宣告了李健吾童年生活的结束。这一年,他只有13岁。李健吾一家生活困顿,难以维持生计。他们把冯玉祥等人凑的2000元存入银行,靠每月20元的利息,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由于房钱昂贵,他们搬进贫民区南下洼的解梁会馆,以节省房钱,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

民国初年,正是文明戏的兴盛时期,有位叫胡恨生的文明戏演员,激起了李健吾模仿演戏的兴致。“它迷了我一年的辰光……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可以叫一个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李健吾《文明戏》)

小学五年级时,一位姓王的老师建议孩子们演戏,李健吾头一个响应。没有剧本,他们就自己编。那时的女角都由男性扮演,天遂人愿,李健吾饰了剧中的女角,一招一式,尤其是哭,都学胡恨生。尽管不那么地道,这次演出,还是引起了来看戏的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封至模的注意。

当时封至模以及其他几个人正想演出陈大悲的剧本《幽兰女士》,苦于找不到扮演女角的演员,看了李健吾的演出后,封至模邀李健吾与他们合作演出。封扮剧中的小姐,李扮剧中的丫环,演出的效果出人意料,观众的叫好全在丫环这边。此后北京各大学演戏,大都来找这位小学生扮女角。

那时的社会舆论对演戏还相当保守。李健吾能够顺利的演出,要归功于他的母亲。没了父亲,母亲不愿难为孩子,愿意演戏就去演吧。演出的服装,全是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姐姐为他准备的,量好尺寸,精心修改,只是从来不去看弟弟的演出,怕老师见了训斥。李健吾经常登台演出,父亲生前的一个姓周的朋友知道了,大为反对,把他叫去臭骂了一通。可是不起作用,他还是演他的戏。所幸的是,他与会馆里的孩子没什么来往,姐姐又不给人说,所以没有大的风声。否则,李岐山的孩子演戏,仅此一点,就会遭人白眼。

这还只能说是兴趣,真正演话剧,是在陈大悲从上海来到北京,提倡“爱美的”(英语“业余的”音译)戏剧之后。此时,能扮女角的男性原本不多,而像李健吾扮得这样好的,更是少之又少,陈大悲自然要邀他参加演出。演出大获成功。有位叫郭增恺的北大学生,是李健吾的戏迷,不止一次写剧评为李健吾捧场。1921年11月,陈大悲、陈晴皋、封至模等人组织北京实验剧社,年仅15岁的李健吾也列名为发起人。

六年级时,燕京大学学生熊佛西,写了话剧《这是谁之罪》,邀李健吾饰剧中的女主角。戏幕拉开,演了一阵,观众反映相当冷淡。熊佛西很是焦急。临到李健吾出场,按照剧情的发展,他哭开了。哭是他的拿手好戏,观众随着他动人的表演,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完全被剧情所吸引。戏已结束,观众还沉浸其中,旋即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健吾没有想到,在这满堂喝彩声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当时任师大附小教师的邓颖超。1946年在上海中共办事处,邓颖超对李健吾回忆说:“你就是李健吾,那时你可有名了。”

组织文学团体曦社,创办文学刊物《爝火》

1921年夏天,李健吾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同时考入的还有后来成了作家的蹇先艾,成了诗人的朱大枬。到了第二学期,共同的爱好,很快将这三位少年连结在一起了。

第二学年上学期,也就是1922年冬天,这三个爱好文学的少年,联络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名叫曦社。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成立较早的文学社团。他们于1923年初,创办了不定期刊物《爝火》,发行两期后停刊。刊名《爝火》,是朱大枬的主意。典出《庄子•逍遥游》“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1923年,李健吾以“仲刚”署名,在《爝火》旬刊上发表了三篇话剧习作:《出门之前》、《私生子》和《进京》。

曦社的文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3年5月下旬,由曦社提议,李健吾这个班,曾请诗人徐志摩来作题为《诗人与诗》演讲。1924年1月17日,也是由曦社提议,师大附中校友会邀请鲁迅来附中作了那场著名的也是鲁迅先生唯一的公开讲演——《未有天才之前》,时任附中学生会主席的李健吾主持了那场讲演。

1923年底,李健吾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诗《献给可爱的妈妈们》。这是现在看到的李健吾最早在他人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全诗用了妈妈的口吻,写了他的父亲,他的叔叔,他的哥哥,他的家世的悲酸。《爝火》停刊后,李健吾还先后向《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投稿,除了小说之外,还有剧本,例如1924年7月,他的独幕剧《工人》就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因此逐渐在文艺圈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谁又能料到,这位作者当时只是18岁的中学四年级学生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健吾在中学生时所写的短篇小说,十年后竟获得鲁迅的夸奖。1935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了•小说二集》,精选1917年到1927年间的短篇小说,选入了李健吾的《终条山的传说》,且在《导言》中对李健吾的小说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时——1924年——,偶有作品发表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这一时期,李健吾仍参加陈大悲组织的演剧活动。一次,陈大悲告诉李健吾,周作人曾对陈说,现今有两个年轻人的散文引起他的注意,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李健吾。周作人是当时文坛上的权威,他的话是对李健吾最高的评价。

那时的中学学制是四年,不分初中高中。1925年夏天中学毕业。全班29人,全是男生。毕业时,出了一本《毕业纪念册》,除了记述学生生活的文章、全班合影的照片外,对每个同学都有一段评价。对李健吾的评价是这样的:“张建候先生云‘李健吾者,犹良骥也。当其奋迅奔驰,骏发用命时,才气旁溢,若无能及者;特须防其误驰歧途,与驽弛泛驾耳。聪颖者宜自韬晦,自检约,子应在一重字上作工夫。’兹语明矣。或以为李君,一寄情于自然者,而人每多惜其肆迈过甚。每读书,辄露自负之意,误者讥其为慢。是或皆然欤。然侪辈皆曰:‘此章疯子(指章太炎)之流,名以李疯子可矣。’”。

留学海外,心系祖国

1925年秋天,李健吾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这是清华第一次招收大学生,正式改为大学还在三年之后。最初考上的是国文系,朱自清建议他改学西洋文学,于是他转入西文系,并和朱自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1930年,李健吾毕业,留校做了王文显的助教。王当时是西文系的教授、系主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五大特级教授。由此也可以看出对李健吾的器重来。在清华工作一段时间后,1932年筹足资金后,李健吾远赴法国留学。

抵法后,他先入巴黎语言专科学校现代法语高级班学习。这是一所专为外国人办的学校,主要是提高法语听说写的能力。留法期间,李健吾在巴黎近郊的Jvry—zur—Sein街区工人大卫家租房居住,饮食由主妇料理。早他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早他一年留法的秦宣夫,帮了他不少忙。

抵法后十余天,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几天之内,东三省全部沦陷。这突发的事变,让海外的游子,最深切地感受到祖国二字的份量,耻辱,彷徨,又无可奈何,只能一任外国人的嘲讽。最让李健吾感到难堪的是,谈话谈得好好的,对方忽然会插进一句问话:

“你是日本人?”

“是中国人。”他回答说。

情势变得极为尴尬,谈话中止,彼此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心理之下分手,各自走开了事。开头两天,每天一清早,他还赶到街口买一份早报看,气闷归气闷,总还有个盼头,一个星期以后,报也懒得看了。接下来的“一二•八”沪淞抗战,十九路军总算为中国人争了一点体面,兴奋代替了消沉,希望变成了现实。他又买报看了,这回报贩不再以轻蔑讥诮的口吻挖苦他了,却换了另一种口吻来讽刺:“中国人,怎么不回去?”甚至房东太太也奇怪,中国留学生竟然没有一个回国参战的。他们只好解释:中国是募兵制。最后日子久了,“一二•八”又在丢脸之中结束。他们便加一句解释:这个政府不会抗战到底的,回国没有意义。一个法国人绝不了解中国的复杂和紊乱的情势,但是祖国两字却为之粉碎了。

正是在这种激愤、屈辱的情绪下,为了激励国内的士气与民心,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头的愤懑与孤独,李健吾先后写了两个剧本。第一个是以辽沈失守为背景的三幕剧《火线之外》,第二个是以淞沪抗战为背景的四幕剧《火线之内》,正式发表时改名为《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火线之外》后来又改名为《中秋节》。朱自清由伦敦来巴黎游览时,看了这个剧本,专门为它写了序。

在巴黎语言专科学校学习了半年,1932年夏结业。秋季开学后,李健吾转到巴黎大学文科旁听。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图书馆里研读福楼拜。

对福楼拜这位19世纪的文学天才的热情,李健吾早在清华跟温德教授学习法语时,已点燃了向往的火焰。“《包法利夫人》原文是我读第三年法文时读到的,教我法文的是美国人温德(Winter)先生……我跟他念了四年法文。后来我去法国留学,就是受了他教的这本书的影响,放弃了坡及其他法国象征派。我认识对中国有实际效益的,还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自然,我也接受了一些福楼拜关于艺术的理论。”(李健吾《<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不止于研读,还大量购买关于福楼拜的书籍。回国后,受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写作《福楼拜评传》时,引用书籍多达96种,在《参考书目》的引言中他说,“下列书目,差不多全是用作者的收藏做根据”。

经过一年多的研读,对福楼拜的作品及生平,有了周详的了解,为了更透澈、更全面地认识福楼拜,1933年5月里的一天,李健吾专程奔赴鲁昂及其远郊的克洼塞,寻访福楼拜的久居地,出生地和墓地。从意大利返回巴黎后,他写成游记《福楼拜的故乡(鲁昂—克洼塞)》,寄回国内在《现代》杂志上发表。

回国报效、硕果累累

李健吾回国之后主要从事的还是福楼拜研究,特别是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在当时引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注意。当年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沙龙,地点便在一代才女、风韵动人的林徽因女士那雅致的梁家客厅。人们戏称为“太太客厅”。对于任何一个文学青年来说,能蒙林女士召见,进入太太客厅叙谈,不亚于金榜题名。从未谋面的林徽因给李健吾写来一封长信,约他到梁家会面叙谈。李健吾自然是奉命地去了。进入太太客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青年文学家进入了当时主流派文学的中心。

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在剧本一栏里,同时刊出三个剧本。第一个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第二个是曹禺的《雷雨》,第三个是顾青海的《香妃》。《这不过是春天》作为李健吾的成名作,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剧本塑造了一个徘徊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充满矛盾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作者对生活深切的观察体验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1935年夏天,年方29岁的李健吾受出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聘请,去暨南大学作法国文学专任教授。到上海之后,工作安定了,李健吾写的文艺评论也更多了,并由此介入几次文坛论战。或许才气太大了,怕招人忌恨,写这些文章时,他用了个笔名——刘西渭。刘是最普通的姓,西渭,或许是纪念在西安渭水边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吧。这个笔名,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是谁,连聘他到暨南大学的郑振铎都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有一天两人见了面,郑振铎大声喝道:“原来刘西渭就是你啊!” 他的文艺批评独树一帜,不仅立论公正、见解精辟,而且论据丰富、文笔华美。与北大的朱光潜、南开的梁宗岱并称为文艺批评界学院派的“三剑客”。1936年,李健吾出版了文艺评论集《咀华集》,这本集子和1942年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华二集》,可称得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奇葩。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就对李健吾的文学评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正当李健吾融入上海文坛,一显身手之际,抗战爆发了。暨南大学学校南迁,李健吾因腰病无法随行,只得待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家中。英法美租界以外的市区全部沦陷,相当于全上海市区一半的这片租界区成为海中的“孤岛”。暂时还感受不到强敌欺凌的耻辱。最难熬的是无事可做。直到夏天,李健吾仍是在苦闷中,彷徨里。由一个学生的引荐他参加了一次聚会,和正在从事抗日戏剧事业的剧作家于伶相识。学生的引荐只是个因缘,蓬蓬勃勃的戏剧活动,迟早会将中国话剧运动的这员骁将裹挟进去。国难当头,这也是他报国的责任。这时,于伶正在组织上海剧艺社,迟迟得不到法租界当局的批准。李健吾加入后,以留法学者的身份,经过高层人士的斡旋,很快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得到租界当局的允许,在中法联谊会戏剧组的名义下,没有几天上海剧艺社就正式注册成立了。申请批准的法文呈子,是他写下亲自送到嵩山路的法国总巡捕房。上海剧艺社演出的第一个戏,是顾仲彝改编的《人之初》。之后,接连演出了《爱与死的搏斗》和《这不过是春天》两个大戏。在这两次演出中,李健吾都起了卓异的作用。演出《这不过是春天》时,李健吾亲自出马,饰演了警察厅长一角。第一次在上海舞台露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企盼,一个星期的排演中,不厌其烦地给演员们讲各个角色的性格心理。演出的效果,出乎意外的好。可说是剧艺社成立以来,演得最好的一出戏。星期日早场能连演三次,真可说是破天荒的了。在孤岛演艺界,李健吾这位戏剧奇才,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能力与价值。能写戏,能演戏,又有一颗热心助人的心,他在孤岛剧坛的声誉日隆,假使问起上海剧坛上最有权威的人,熟悉内幕者一定会告诉你是李健吾。他隐隐中占有了剧坛盟主的最高位置,有许多导演与演员,对他非常尊敬。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沉没了,整个上海沦陷了。正在这时,留在北平,已然做了北大校长的周作人,考虑到李健吾日后的生计,托人捎来话,留在上海没有出路,还是回北大来做一个主任罢。师长的情义,他不会不领会,而此时出任北大系主任意味着什么,他也不会不知道。怎样回复呢?几乎是不假思索,“我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人,说我做李龟年了,唐朝有过这个先例,如今李姓再添一个也不算怎么辱没。”(李健吾《与友人书》)李龟年是唐宗室子弟,通音律,后来流落江湖,成为著名的乐师。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赠给他的。李健吾说这话,表明他宁可去当戏子,也不去为敌伪效力。

1944年,他根据法国剧作家萨杜的剧本《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在上海演出。上演时,石挥饰男主角,丹尼饰女主角,自己也扮演了其中的参议角色。此剧演了一个月,轰动上海。李健吾本不抽烟,但为了演好角色,他不得不在台上抽烟,而且抽的是由劣质烟叶自制的雪茄。最后一次演出,由于抽得过头,戏刚演完,就昏倒在后台,以后再也没有演参议一角。

由于该剧间接对日寇迫害中国爱国人士和善良百姓的野蛮行径进行了鞭挞,所以演出激起了强烈反响,从而也招来了敌人的恼怒,成为日本宪兵逮捕他的原因之一。在宪兵队里,日本人对李健吾施加残酷的刑罚,并要他交代郑振铎等人的地址,他当然没有出卖朋友。多亏夫人尤淑芬在敌人搜查时,机智地将朋友们的来信塞进了一个窟窿,敌人才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后经友人多方周旋,将他保出。

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主任,1954年调往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文革中,李健吾主动争取第一批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劳动。翻译家汝龙当时处境狼狈,连亲戚们都断了来往。李健吾给汝龙送来200元钱,让他留着用。汝龙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没有收下。李健吾默默地走了,他的背影深深地印在汝龙心中。巴金受到点名批评时生活窘迫,李健吾让女儿送去300元钱,并建议别的朋友帮助巴金。每次谈起这段往事,巴金总是感慨不已。

文革结束,李健吾心情舒畅,又恢复了青春,到处讲学会友,并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旧疾复发,1982年11月24日,在家中溘然长逝。老友巴金感叹到:“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李健吾的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一生中,他或许没有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但也没有退却到历史的一角,他总是以一颗“黄金般的心”拥抱生活,关注时代。人们将永远怀念李健吾。

根据《李健吾》《李健吾简介》《忆李健吾点滴》《侨界文化名人:李健吾》和新版《李健吾传》序《他没有对不起我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传记文学》2006年第6期韩石山《你该知道李健吾》《李健吾其人其事》等文章综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