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贵州这个偏远省份走出来的作家可谓寥若晨星。而蹇先艾的存在无疑让我们感到些许欣慰。尽管“地域性”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为地域所限宥的作家,在文坛高手如云的二三十年代,他出道不久便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时至今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小说读本中,蹇先艾和他的小说仍然不可或缺。可以说,他是贵州上世纪上半叶取得成就最高的作家。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水葬》是抨击传统旧文化思想的力作。小说描写了一出阿Q式的人性悲剧。悲剧上演于民国时期,文明之风已渐入乡村僻土。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听见脏话要恼怒、要脸红的"文明"的桐村人,仍保留着"德治文化"的衣钵,对小偷处以"水葬"的酷刑。村民们几乎集体无意识地循守着祖先留下的这一陈规陋习。面对他们的乡亲骆毛将成为酷刑的牺牲品的命运,人们无动于衷。相反,却关心着骆毛的死法---捆上石头沉入水里。蹇先艾沉痛地写出了传统思想对村民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麻痹。为了能目睹道德对邪恶的惩罚,从"水葬"的热闹盛事中获得一次低级的感官刺激,全村上下,无论男女长幼,前呼后拥,兴高采烈,跟着挤着看热闹。而骆毛同样愚昧麻木,死到临头,灵魂没有一丝震动,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并不否认"德治文化"的合理性,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用"老子今年三十一!再过几十年,又不是一条好汉吗"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只有想到母亲的无人赡养,才有了一点人性的踌躇与忧虑。悲剧的深刻性在于,人们被传统意识摆布却不自觉,人的命运被陋习主宰还要欣赏和顺从这命运的镣铐。这是一种自虐性的人性变态,这又是现代贵州社会的普遍现实。小说写到的唯一的人性亮点,是骆毛死后不知情的骆毛母亲倚门望子,苦苦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她的儿子已葬身水底。这点亮色恰恰反衬了人性扭曲的丑陋,更显作者内心哀痛的深重。有人以为,此文的内涵不仅指向对旧习俗、对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对深层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鉴于此,《水葬》不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应视为其代表作。鲁迅先生对《水葬》有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在贵州道上》是蹇先艾另一篇代表性作品。作家以冷静的笔调刻划了贵州山道的险峻、山民生活的困苦及其蒙昧的精神状态。人与环境均属于或处于一种特别而极端的状况,读后留给人们的印象自然极为深刻。
与沈从文笔下神奇绚烂的湘西不同,在蹇先艾笔下,蹇先艾幼时的故乡黔北的风土人情并不是透露着史前原生状态的天成的气息,而处处透露着作者对于自己的故土和乡民的悲悯之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蹇先艾以其笔下塑造的贵州这一远离文化中心的蛮荒之地的真实处境自成一家,成为了贵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最佳叙述者和代言人。当现代史上的贵州的面影已经模糊到让人觉得遥远的时候,在蹇先艾笔下得以活生生地保存的黔北世界,更加具有珍贵的文化历史价值。与一般的乡土文学一样,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蹇先艾的小说,也处处可以看到文字背后"隐现着乡愁"。但是,作为文学研究会重要的乡土小说作家,坚持人生派写实小说路线的蹇先艾,对于乡愁却有着与许多人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蹇先艾这里,看不到对于边地贵州的奇风异俗的猎奇性的展示,或者对于故乡风物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想象,蹇先艾没有像沈从文那样为读者创造一个湘西那样纯净的世界。他只是一个忠实的叙述者,他用他白描式的笔法,记录下了现代贵州封闭落后的现实和边地人民麻木痴顽。在这里没有神奇的想象,没有世外桃源般的隐逸闲雅,只有贵州边地人民三教九流的真实灵魂。但是同时,一如我们怀想儿时的故乡,陈旧的东西固然可以戴上古朴的光辉,怀旧的心绪可以抹去现实的不堪,蹇先艾同时又能够在保持了淳朴民风的贵州劳动人民的身上找到最原始的人性人情的光辉,平衡现实主义创作所揭露的脓疮给读者的沉重和压抑。蹇先艾始终缺乏一种残酷的创作才能,尽管他可能始终没有看到前途的光明,但他的笔触却自然地捕捉到了山区人民的真淳,以至于虽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白描和甚至略为琐碎的细节铺写,冷静的叙述语调,也无法掩盖文中透露出的淡淡乡愁和对于故乡人民的悲悯情怀。蹇先艾叙述了贵州,我们为何又不能说是贵州选择了她的儿子蹇先艾来叙述自己呢?
贵州,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上,是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叙述之外的。贵州长期以来不过是一个符号,只是代表着一片神秘的地域,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道及刘禹锡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即称播州"非人所居"。事实上也是直到明代大儒王阳明贬龙场(今贵州修文),贵州这个名字才真正不再仅仅是一个边地的名字,而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场域中。但贵州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人民愚昧封闭的地区,贵州与外界的交往,似乎也由于重山的阻隔而步履维艰。贵州人文化上的荒漠化状态,他们仍然没有掌握自我叙述的权利,仍然不断地被叙述,被误读,仍然还是一些游客贬官,留下一些脚步,抛下几声感叹,用外人的眼光,来打量着贵州这饱受苦难的土地和她的人民。总之,贵州在呼唤着她的代言人,经过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些贵州文士的进入中国文化中心,特别是五四以后周作人等人所鼓吹的"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更受到鲁迅创作实绩的鼓励,乡土小说蔚然成风,面向自己曾经生长的那片土地具有了绝对的合法性,贵州所召唤的那个具有现代眼光也就是五四新文化精神并热爱贵州生长于贵州的代言人便历史地选定了蹇先艾。十三岁离开贵州,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蹇先艾具有所有这些作为贵州和贵州文化代言人的条件,也决定了蹇先艾的基本叙述风格和倾向。
蹇先艾是一个乡土情结很深的文人,有的评论家甚至称其为一个"纯粹的乡土型文人",这从蹇先艾小说中对话人物均采用贵州方言,甚至作者的叙述中也时时采用贵州的方言土语可见一斑,但要说蹇先艾是一个纯粹的乡土型文人,恐怕事情也不那么简单,而且也不好确定。浓郁悠长的乡情,牵惹出一部部诚挚的创作,这些以贵州为背景题材的乡土小说,目光一例是投向满目疮痍的故土,带着哀伤与痛苦,带着蹇先艾的悲悯,叙述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给读者留下了一部形象化的贵州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蹇先艾的笔调是冷静的,叙述很简朴,富有贵州地方特色,在他的笔下,展示给读者贵州的军阀政权、烟盐经济带来的贫穷落后,描绘了崇山峻岭、深沟险壑里崎岖山路上艰难谋生的轿夫、盐巴客的身影。他的笔下集中了现代贵州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贫困潦倒的农民、天真勇敢的知识分子、艰辛愚昧的轿夫、奸滑狡诈的商人、虚伪庸俗的官吏、凶狠残忍的军警土匪等等。写尽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军阀统治与烟盐经济桎梏下的哀乐苦痛、生死兴衰,构成了一幅立体的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军阀混战,鸦片泛滥,军匪成患,环境险恶,经济凋敞,民不聊生。有的时候,蹇先艾实在是太沉迷于他笔下的贵州的世界了,或者说他太沉迷于他所深爱的贵州了,以至于他舍不得抛开原汁原味的贵州方言,小说中充满了生动的各种俗语,都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体现着贵州人民的机智和幽默,也给蹇先艾的小说注入了幽默的因素,使得坚持写实,社会批判的锋芒不露于外的蹇先艾的小说,仍具有较强的讽刺功用。但是,语言的障碍或者说这背后隐藏的对于贵州文化和语言的过于偏执的爱好,也阻碍了蹇先艾的进一步开拓,尤其是直接影响了非西南官话区的读者对于他的小说的阅读。在他的小说里,熟悉贵州方言的读者固然可以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在对话,悬揣着每一个人物的音容笑貌,倍感亲切,但对于一个翻开来什么都看不懂的外地读者,那就太过于艰涩,味同嚼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