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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朋:永远的“英雄母亲”

【编者按】胡朋(1916--2004),山东莱阳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著名的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代表作品有《戎冠秀》《日出》《烈火中永生》《槐树庄》《白毛女》《回民支队》等。1991年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特别荣誉奖”,1995年被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评为1905—1995“中华影星”。

年轻的文艺战士

胡朋,原名初韫诚,祖籍山东蓬莱。1916年出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落魄的清末举人,教过书。胡朋幼时,随父亲寓居在北平,过着困窘的生活。1930年就读于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现在的北京师大附中)。在此期间,她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余波的影响,并接触了我国早期话剧和早期电影,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十年代正是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之际,各种各样的抗敌救亡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作为一个爱国进步青年,胡朋受到进步书刊的鼓舞,1936年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向往真正的革命事业。高中毕业以后,胡朋曾在上海的私立正风中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发挥所长,参加了进步师生的救亡演剧活动。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她离开上海,经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5月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正式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开始了她人生道路上新的征程。在奔赴延安的旅途中,她还为一些素不相识的旅客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以鼓舞民众的斗志。同年8月,她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四个月,毕业后于1939年1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分配在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从此,她沿着女兵——演员的道路成长,并在抗敌剧社这个革命军队的艺术团体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抗敌剧社既是文艺团体,同时也必须成为战斗集体。为了同日寇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抗敌剧社经常要承担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鼓舞抗战英雄们的士气等重任,所以经常要深入敌后,冲破重重的封锁网和日伪军设立的哨卡,为战友和群众们进行文艺演出。1942年春天,日伪的“扫荡”正进入最疯狂的时期,胡朋和十几个同志依然到山西省山阴、代县、崞县交界的敌占区,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并在崞县(今原平县)神岗头村进行演出。不料此次却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胡朋和她的战友们在突围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殊死的奋战,有的同志英勇牺牲了,她的左脚也负了伤,鲜血灌满了布鞋,后来经过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医治,伤势才有了好转。在随后的北岳区二分区军民联欢会上,抗敌剧社要演出三幕喜歌剧《弄巧成拙》,剧中扮演送郎参军新媳妇的演员方壁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让导演很为难。为了保证演出,胡朋忍着伤疼,主动出来救场,她连夜背词,一拐一拐的练走路,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剧社的同志都为之深受感动。

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胡朋在战友和群众中间形成了良好的形象,她的为人处事,她的谦和作风至今还让当年的战友念念不忘。当年的小演员、现在也同为中国著名的老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曾回忆说:“每次行军到达宿营地,一到房东老大娘家,胡朋大姐总是忙这忙那。她身板好、精力充沛,先收起我们脱下的衣服,烧一大锅开水,为我们烫虱子,还用梳子细心把我们头上的虱子一个一个挤死,一边挤着一边和我们逗乐,看看我们都睡了,她取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为我们缝补袜子。等我们一醒,她和林韦大姐又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学普通话。”对待战友如此,对待群众更是如此。有一年开春,戏剧队要演出一台颂扬“子第兵的母亲”戎冠秀的话剧。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位革命母亲的形象,她直接跟随戎冠秀一起回到戎冠秀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同她一起打草、喂猪、洗衣、扫院,朝夕相处了较长时间。这既使她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也使她与千千万万像戎冠秀这样的普通群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即使是在解放后多年间,她们也一直保持联系。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敌后根据地,给了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使战斗在文艺战线上的战士们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胡朋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向劳动人民和我军指战员学习,把人民大众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视为革命文艺的源泉。解放战争开始,胡朋作为一名文艺战士也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役,甚至在张家口前线我军的“卫生列车”上,直接负责伤病员的转送工作。她不但给伤病员读报、唱歌,鼓舞他们;还担负起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1946年到1947年间,她曾在涿鹿、蠡县、安国等地多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也曾做过新兵教育和城市宣传工作等。除此之外,胡朋自己也写过一些短小的宣传剧。她还作为抗敌剧社创作组的成员,参加了话剧《战斗里成长》的集体创作。战争年代的火热生活和在这种生活环境中自觉形成的理想、追求,为胡朋以后的艺术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49年春北平解放。胡朋随同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机关进入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工作需要,她被调到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从此,她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艺战士”生涯,掀开了人生另一段华美的乐章。

银幕上的“英雄母亲”

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影)工作之后,胡朋开始了银幕生活。她的处女作是影片《钢铁战士》,该片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此后,又陆续参拍《白毛女》、《土地》等影片,1955年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训练班学习,并且还参加过几部话剧的演出。1958年毕业后,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团工作担任编导和艺术指导。此后她拍摄过《深山里的菊花》、《战上海》和《回民支队》等影片。在胡朋四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她扮演了无数个艺术形象,但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那些正直、善良、坚强的农村妇女和老太太形象。她一生中所塑造的这类人物的代表形象有:张母(《钢铁战士》,东影,1950年。胡朋因饰这个角色而获中央文化部优秀演员奖)、王大婶(《白毛女》,东影,1951年)、常母(《智取华山》,北影,1952年)、老苏区母亲(《土地》,北影,1953年)、马母(《回民支队》,八一电影厂,1959年)、赵母(《战上海》,八一电影厂,1959年)、双枪老太婆(《烈火中永生》,北影,1964年)、郭大娘(《槐树庄》,八一电影厂,1961年)、罗奶奶(《山重水复》,北影,1980年)。胡朋所扮演的这些老年革命妇女形象的共同特点是有理想、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她们的出现,展现了中国的普通劳动妇女的风采,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有人还称她为扮演“解放区老大娘”的专家,银幕上永远的“八路奶奶”。

胡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口碑,跟她多年的艺术实践和摸索是分不开的;而火热的战斗生活和鱼水般的军民友情也为她深入了解普通的劳动妇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抗敌剧团时期,胡朋就秉持文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宗旨,努力同群众打成一片。她参加革命时已经具有高中文凭,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位“高材生”了,但她从来不以知识分子自居。和戎冠秀的深入交流使她很快熟悉和掌握了这位“母亲”的性格、生活习惯以及言谈举止,回剧社彩排时,胡朋把这位“母亲”形象演得既沉稳、慈祥,又庄重、坚毅,彩排现场当即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赞扬。应该说,扮演戎冠秀成了胡朋演艺人生成功的起点。此后,她又在由高尔基名著《母亲》改编的同名话剧中成功出演了英雄的母亲尼诺夫娜。演出之后,剧社内部、军区司政两部以及兄弟剧社都异口同声地说:“演老太太,演母亲,胡朋在边区属第一把交椅。”解放之后,胡朋要从戏剧舞台走上影视舞台,有时不免要改变某些习惯熟练的套路,但她在多年的实践摸索后,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成熟的风格。她饰演的银幕老太太都具有很强的生活“真实感”,不仅外形上酷似生活形象,还通过自己的生活积累,细心挖掘人物的精神本质和形象气质。例如胡朋在出演《槐树庄》中的英雄母亲郭大娘时,并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将之“平面化”,塑造“高大全”,而是真实地把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自然的展现在观众面前,使之既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母亲”,又成为让普通观众能感同身受的银幕形象。因此有人称她的演出为“本色演出”,不需要任何雕琢就可以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也很容易让观众接受她所塑造的形象。

由于饰演的多为英雄母亲,所以这些人物往往都有壮烈的生活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情景。一般演员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主要事迹,往往不惜靠外部动作的夸张、放大、变形来达到目的,但胡朋却很少通过外表动作来处理这些难度极大的问题。她往往只通过一个眼神,一个细节,就能够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完全展露出来,在表演技巧上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例如她在《烈火中永生》中,为了展现双枪老太婆在见到江姐时的痛苦复杂心理,以极富变化的面部表情,和开柜橱时哆嗦颤抖的双手拿错了东西以及慌乱中碰倒了酒杯等等细节动作,很好地揭示了一个平日叱咤风云的女英雄,在当时特定情景中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真实可信,而又富于感染力的。虽然多年来胡朋已经饰演了各种各样的英雄母亲,但每一个母亲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有着各自的艺术特点。例如同样是革命战士母亲的形象,《钢铁战士》中的张母演得雄浑、苍劲。而《回民支队》中的马母则演得深沉、旷达,同样是在被敌人俘去作为人质的处境,胡朋在扮演张母时,其感情的表现,是火热、炽烈、激情喷涌;而在扮演马母时,则凝重、冷峻、感情沉郁,显示了不同身分,不同经历的两种英雄母亲的不同性格。

全能的影视演员

作为一个名演员,而且是某一类型人物的最典型代表,应该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胡朋是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艺术成就。胡朋出演了无数的老太太形象,且都获得了观众的肯定,但她并不愿过早地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种套路中,并且同类形象演得越多,演得越出色,演得越纯熟,她就越对此保持较高的警惕。为了避免在同一种类型上的单调重复,她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她对表演上如何避免雷同化、概念化的问题就有清醒的认识。她曾专门撰文论述过这个问题。她反对“含糊的表演”,“概念化的表演”,而努力追求创造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所以正如上文所述,她虽然塑造了很多的英雄母亲形象,但每一个形象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着各自的个性和生命。对一个演员来说,如果他每次塑造的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对自我的超越,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重复”的问题。

当然,“治本”的最佳方法就是多尝试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并且在不同的类型中都能取得成功。胡朋的艺术修养使得她很早就对一些中外名剧都有所了解。有一段时间,抗敌剧社排演了几部中外名剧,其中有《母亲》、《日出》、《雷雨》、《瓦萨.惹列兹诺瓦》、《俄罗斯人》等等。这在剧社来说,是件新鲜事,因为光是服装就是一个大问题。有些剧本要求男演员要穿长袍、马褂,女演员要穿旗袍,可当时的环境到哪去弄?后来还是军区领导批了三十匹冀中大布,托人到敌占区买了些颜料,才制作成。排演这些中外名剧时,胡朋自告奋勇地饰演了几个角色。她在《日出》中扮演陈白露,按现在的流行话来说,是塑造角色上的大反串。剧中人是十里洋场中年轻的交际花,她从哪里去找感觉?可开排前她丝毫没有示弱,接下任务后当即表示:“三天之后台上见。”让人惊讶的是,演出那天,她一上台,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她身上看不出一点“戎冠秀式”边区老太太的痕迹。这一次的成功给了胡朋以极大的信心,虽然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都很少有机会再饰演此类类型的角色,但她作为一名优秀的“多面手”演员的潜质其实可以说是展露无遗了。

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下半年,为了加强自己在银幕上的演出水平,胡朋曾参加过中央电影学院演员专修班的学习。在这个专修班学习的,都是有实践经验的演员,学习的方法是结合排练一些小品、戏剧片段和选演名剧,来提高演技和研究表演艺术问题。鉴于在戏剧和电影中胡朋一直扮演正直善良的妇女形象,因此在专修班里,她有意识地选演了反面的或有缺点的人物,以拓宽戏路和丰富表演技巧。她参加演出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片断,扮演三仙姑;在高尔基的《瓦萨•惹列兹诺瓦》中扮演瓦萨•惹列兹诺瓦;在高尔基的《仇敌》中扮演波林娜,结果都获得了成功。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她既演过姑娘,也演过少妇;既演过正面人物,又演过负面形象。戏路不可谓不宽,能力不可谓不强。当然,在建国后的整个大环境下,出演正面形象要远比出演反面形象更易受到一般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但胡朋先生作为“全能演员”的能力,则无疑受到了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德艺双馨

胡朋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1年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特别荣誉奖”,1995年被广电部评为1905—1995年“中华影星”,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成功的背后,是许多不为人知的付出。

“文革”后期,胡朋刚被“解放”,就投入了《平津决战》的创作准备之中了。那几年,丈夫、孩子都在外边,插队的插队,当兵的当兵。她自己在家,每天日以继夜地忙于搜集资料,白天跑各大图书馆、资料室、情报处,晚上在灯下抄写。那时既没有扫描仪,又没有复印机,她是一笔一划地记了十七八本读书笔记。她有一册120页的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37年到1945年的部队序列”,将8年中我军分布在全国的各个部队(包括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的名单,全部实录其中,最细到了团一级!还有一本厚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集(第四集)》所吸引,这是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印刷的非卖品。这本书共668页,其中既有中原战役、淮海战役的各种电文,又有解放东北、华北、西北的各方社论捷报,甚至还有为解放军进城拟定的口号。她都在里边划满了红线,插满了小纸条,上面写着各种场次、内容的提示。后来,1982年,她参与编写的话剧《平津决战》获得了国务院文化部和中国剧协的全国优秀剧本奖。胡朋却对此安之若素。

多年来,胡朋坚持记笔记,她在笔记里写道:“气质、思想感情,心里有脸上才有,眼里才有。思想感情的理解可能一致,但表达的方式很多不同,动作不同,生活的根据不同……有的演员对工农缺乏感情和理解,很容易丑化、强调他们的脏、憨、傻、呆,不文明、不讲卫生、不洗澡、脖子黑、吐痰、流鼻涕、牙黄……表现不出憨厚与傻的区别,看他们多是缺点和落后的地方,因此不能理解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积极参战的英勇行为……”“台词要在广场上、旷野里送到每个乡亲和广大士兵的耳朵里去,必须字正腔圆,不能大喊。台词要清楚,到山沟里去念台词听回音,练呼吸一口气;爬山念台词,小声又能听清楚……”

离休后,胡朋笔耕不辍,她的腰未摔伤前,每年国庆、春节联欢她都参加诗朗诵。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她坐着轮椅,在干休所召开的联欢大会上表演的诗朗诵,博得阵阵掌声。1997年她与丈夫胡可合著出版了《敌后纪事》一书,也受到读者的好评。

人们或许以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一定住的是豪华别墅,吃的是山珍海味,生活有专人料理。然而恰恰相反,胡朋夫妇从衣着到住宿都十分简朴,屋内没有时兴的家具,一切几乎全是部队配给和自家旧有的。特别是近年来,她没有雇请保姆,直到胡朋最后的日子,她还经常拄着三角拐杖到厨房做饭,有时她在一旁指挥,胡可掌勺,老两口吃得津津有味,延安的南瓜小米粥两个人最爱吃,边吃边说,又好吃又有营养。我看着感动得心疼,但又肃然起敬。“节俭乃德之基”,这才叫做德艺双馨呀!

胡朋的坚强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美德,当然与她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分不开。她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抗日战争年代,一次她所在的抗敌剧社到敌后演出,演完戏遭到日寇袭击。突围中,她的左脚负了伤。这颗子弹打得也怪,从脚后跟打进去,从大脚趾下面穿出来,整整在脚内穿了个斜面。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她从山上硬是滚到沟底。这时她才感觉到左脚一抽一抽地疼,根本就不能走了。后来被战友们找到,用门板抬回去。医生看到她时,她鞋子里的血和脚已经凝结在一起,血是不流了,脚却是麻木的。医生为她擦洗后说,怕伤口内留下弹屑,需要用探针引着纱布在伤口内擦一下。于是胡朋忍着剧痛,一声没吭,咬着牙泪流满面地经受了这一治疗。巾帼不让须眉,这是需要何等的坚强和毅力呀!

胡朋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多次回忆说,是老区的人民养育了她。部队宿营时,在老乡的场院里排戏,在房东大娘炕桌上油灯下写剧本歌词,在村外河沟里洗脸洗衣服,不知被多少热情的房东老大娘当作女儿看待。胡朋一往情深地说:“我们有时谈起来,当年的生活是那么艰苦,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对那段经历如此难以忘却怀念不已呢?应该说,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当时军队同人民之间和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在共同目标下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是那种争先恐后完成任务的献身精神,是那种兄弟姐妹般的相互信赖,是那种推心置腹纯净无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集体主义情感和人际关系,我们终生难以忘怀……”

2004年12月28日晚胡朋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岁月销蚀了她的青春风采,艰辛漫长的革命历程则磨练了她的意志和体魄。在她曾经演出过的农村田头、部队广场,都仍然回荡着她的声音;看过她演出的士兵和乡亲们,还有爱戴她的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观众,将永远记得她的深情厚意!

(《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15日 第八版) 李景荣《送胡朋远行》,《中国军事影视》胡健忆母亲胡朋《妈妈的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