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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际尚院士的故事

【编者按】池际尚(1917-1994),1936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中科院院士,著名岩石学家。

一、自强不息

池际尚1917年6月25日生于湖北安陆,4岁时随父母到了北平。因家庭生活困难,到入学年龄还未能上学,她跟着哥哥姐姐念英语、做算术。她的好学精神感动了父母,终于在7岁时让她上了师大二附小。她勤奋好学,各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1930年考入师大附中,她总是超前学习,提前做作业。二年级时她在全班每次考数学都得100分。她很喜欢英语,常到北京图书馆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英文小说阅读。她爱好体育,是学校排球队主力队员。1936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此时正是国难当头,她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耽误的功课,靠自学补上,照样取得好成绩。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清华大学师生流亡到湖南上长沙临时大学时,响应进步的学生会号召,报名参加了做抗日救亡工作的战地服务团,和熊向晖等被派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队工作。1938年,经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郭见恩(清华大学女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经常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有幸会见过董必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坚定了抗战一定能够胜利的信心。她参加过救护伤员,在街头演过宣传抗日救亡的活报剧,深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的部队鼓动士兵积极抗日杀敌。后来,战地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她被分配到西北干部训练团做政治指导员,出众的言谈和潇洒的风度,受到胡宗南的器重,使她有较多的机会接近这位国民党要员,为党组织了解到一些有用的情报。有一次她到兰州看望在国民党司法部门工作的父亲,得知胡宗南也在兰州,就借机到公馆看望,以图了解胡宗南的动向。谁知此事被父亲的下属见到,告诉了她父亲,误认为她同国民党军官有什么私情。池际尚感到十分委屈,急愤中脱口说出共产党员的身份。父亲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对国民党军官没有好感,但对女儿加入危险的共产党也十分恼怒,便将她软禁起来。身份暴露后,池际尚被迫同意到昆明上西南联合大学。

池际尚原在清华大学上物理系,到西南联合大学她放弃物理系改学地质,她认为这样可以学会开发矿业的本领,振兴贫穷的祖国。从事地质事业,生活上虽然艰苦,但十分符合她的性格。野外实习时自己做饭,一块咸菜或一碗盐水下饭她也吃得特别香。在个旧锡矿一尺多高的矿洞里匍匐前进,浑身都是泥水。由于经常光着脚丫工作,脚上划了一道道血口,她不叫一声痛,更没有动摇她学习地质的决心。到了三年级,因父亲失业,母亲和哥哥、姐姐先后去世,家里不能再寄给她生活费用。但她热爱地质事业,不愿半途而废。同学的接济,老师的帮助,激发她更加用功学习。她完成的毕业论文,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第一届“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6年,经袁复礼教授推荐,她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布伦茂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新婚仅20多天,就只身远涉重洋赴美深造。1949年,她以出色的研究成果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学校授予学位那一天,当校长念到池际尚的名字时说道:“我们学校为有池际尚这样的优秀毕业生感到骄傲!”因为她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当时国际地质界热烈争论的“花岗岩化”问题。她不仅阐明了它的成因机理,改正了构造岩石学权威所提出的成因观点,还提出了一个变形—组构的统一模型。论文发表后,受到美国著名岩石学家特涅尔的好评,被推荐到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质系当了特涅尔的科研助理,不到一年时间就合作发表了几篇具有开拓性研究成果的论文。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她立即给推荐她出国留学的清华大学地学系系主任袁复礼教授写信,希望回国工作。她很快收到了“祖国很需要人”的回信。消息传开,周围的人都难以理解,一个正向科学巅峰攀登的人,怎么突然要离开有利的环境。特涅尔教授十分赏识她的才华,以自己是新西兰人为例说明“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劝说她留居美国,要同他签订7年合同,给她增加工资。但她想:外国条件再好总是当客人,祖国解放了,我要赶快回去为她服务。

1950年8月,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上,从美国开向中国的第一艘客轮上,乘坐着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其中就有33岁的女地质博士池际尚。他们的坚定信念是:“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公开信)。

二、献身祖国

1950年8月池际尚受聘于清华大学地质系任副教授。她的到来,使地学系增加了生气和活力。她把在国外研究获得的最新成果引入教学内容,编写了内容丰富、新颖的费德洛夫法讲义,引进了岩组学分析方法。在岩石学教学中以相律、相图等新的岩石物理化学理论体系革新了教学内容,使青年教师和学生们既掌握了岩石学的基本知识,又了解了当时学科的动向。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她便自编自刻蜡板油印教材。新颖的教学内容和教师精心育人的精神鼓舞着学生们勤奋上进,当时听过她课的“老学生”至今仍留有难忘的印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她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并担任地质矿产专修科主任,领导和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人才,在地质勘探的第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为了改变我国贫油的面貌,学校急需开出与找寻石油有关的课程,池际尚教授毅然改变了专业方向,担任石油教研室主任,在国内首先开出了一门新型的沉积岩岩石学课程,还应西北找油的需要指导助教何镜宇开设了含盐量分析等有实用价值的实验课。1954年12月她任可燃性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王鸿祯教授领导培养了大批石油及煤田地质勘探人才。1957年9月她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杨遵仪教授主持教学科研工作,特别在培养师资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多年来,她先后讲授过晶体光学及造岩矿物、岩浆岩岩石学、沉积岩岩石学、变质岩岩石学、构造岩组学、费德洛夫法等课程,编写过《岩石学》、《沉积岩岩石学》等多种教材。1958年她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大量实际资料,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岩浆岩岩石学》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后来1962年又编著了《费德洛夫法简明教程》。

1956年和1957年,她参加中苏联合组成的祁连山综合地质考察队,先后两次横跨祁连山,进行了地质构造及矿产调查。她指导助手刘宝珺完成了青海茶卡地区地形—构造岩相图。这幅图后来被高等学校采用编入《岩浆岩岩石学教程》中。祁连山地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早晨9时出工,要到晚上10时才能回到帐篷。1957年9月助手刘宝珺的脚被冻坏,不能走路,只有她一个人跑路线,并坚持完成任务。1958年,北京地质学院二百多名师生参加了山东中、西部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和普查找矿工作,池际尚任大队长兼总技术负责。该队在4年之内提交的14幅地质图(面积89600平方公里)及图幅报告,均由国家正式出版,为山东沂沐断裂以西的找矿勘探工作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该队在我国东部首次认识到沂沐大断裂带的存在,对指导找矿和地质构造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60年代初,她领导专题科研组,开展对京郊西山八达岭一带燕山花岗岩的研究,1962年发表了论文《燕山西段南口花岗岩(主要涉及岩浆分异作用、同化作用和成矿专属性)》,在我国首次深入详细地研究和划分了一个大型岩浆杂岩体的不同期次;探讨了南口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和成矿专属性,并首次深入地探讨了该区花岗岩类的分异作用和同化混染作用成因。这篇论文无论在研究思路、方法和理论方面,都为当时国内岩石学界树立了一个范例,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

我国发展经济建设急需金刚石资源。1965年地质部组织地质科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山东809队组成山东613金刚石找矿专题科研队,由池际尚任技术负责人。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我国第一批山东含矿金伯利岩的研究成果,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集体奖。

60年代末,她在河北宽城地区首次发现了我国华北的偏碱性超镁铁岩中的岩浆岩型磷灰石矿床。这一发现,为在北方寻找同类型矿床,为扭转我国南磷北调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前景。

文化大革命中她身陷逆境,仍参加教改小分队在河北、福建、江西和湖北等省的地质队举办培训班,帮助建立实验室,还到过湖北、辽宁、河南等省对金伯利岩及其相似岩石进行现场考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为找寻金刚石资源作出了贡献。

1975年武汉地质学院成立,池际尚先后担任地质系副主任、主任和武汉地质学院常务副院长。她主持了与湖北省地矿局合办的“七•二一大学”,抵制“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极“左”做法,组织教师自编教材,认真授课,为地质队培养了一百多名地质及地球化学专业的大专生。学校在迁校过程中办学,她全力以赴全面主持工作,在人员不稳定、设备和教材十分缺乏的条件下,引导全院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重新培养了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她主持申请世界银行贷款,筹建了具有现代化设备和高层次研究能力的测试中心;她为建设师资队伍费尽心血,主持选派一批批教师出国进修。同时她还一直坚持担任岩组学的教学任务,编著出版了《构造岩组学》和《费德洛夫法》等教材和专著。1981—1984年,她领导三十多位师生,瞄准国际上的前沿学科,承担了地矿部重点课题“中国东部新生代火山作用、深源包体及其成矿作用和矿源的关系”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工作,主持完成了《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研究(附金伯利岩)》的科研工作,并出版了专著。该书系统论述了我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岩的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等特征,深入探讨了我国东部新生代大陆裂谷岩浆作用和深部过程的有关问题,对我国金伯利岩的特征及找矿方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岩石学研究方法方面是一个范例,具有突出的开拓性,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获1989年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她还领导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华北部分地区(河北、山西、内蒙古交界地区)富磷碱性、基性超基性杂岩体、碳酸岩体岩石学及磷灰石矿床(包括远景区)的构造岩浆控矿研究”和“华北地台金刚石原生矿床的预测理论及方法研究”。

她指导完成了国家教委科技基金项目“山东日照—莒南一带榴辉岩体及超基性岩体岩石学及寻找金伯利岩和金刚石原生矿床可能性的研究”。她在地矿部多次召开的“金伯利岩和金刚石找矿”专题讨论会上作学术报告,系统介绍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当时国际上金伯利岩研究的水平及发展趋势,为我国金伯利岩及金刚石找矿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几十年来,池际尚从事的研究课题含盖岩石学的各个领域和地质学的许多学科,她的野外工作足迹踏遍了包括西藏在内的二十多个省(自治区)。

她对发展中外科学家的友谊和合作,做了大量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所属的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执行局(1979—1982年)的中国代表,曾赴华盛顿、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她多次接待访华的外国学者,与美国、前苏联、澳大利亚的著名地质学家如P.J.Wyllie 教授、I.S.E.Carmichael教授、西尼村教授、D.H.Green教授、B.И.列别金斯基教授等都有友好往来和学术交往。

三、精心育人

池际尚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重视出成果,更重视出人才。言传身教,是她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而身教使她的学生和助手受益匪浅。理论联系实际是池际尚教育思想的核心,早在40年代留美期间,她已经接触了不少有关花岗岩化的问题和新理论,回国后即应用于教学科研中。1958年在山东领导进行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她没有引导师生去讨论花岗岩化的学说,而是引导大家去观察古老岩系中的诸多现象,由他们自己得出花岗岩化的结论,摸索和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岩石教研室教师对岩石学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现状不满意,又苦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池际尚主张将学校自组生产队的岩石鉴定工作组织在岩石实验课中,改变了过去只让学生们看现成教学薄片、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师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她还主张岩石实验课不必面面俱到,着重培养观察能力、鉴定方法。科学研究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是池际尚的重要学术思想。因此她不仅在岩石学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区域地质调查、找寻国家急需的含金刚石金伯利岩、磷灰石矿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求实与创新相结合是池际尚的治学态度,在科研与生产实践中,她不满足于前人的现成结论,力求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在教学中她不囿于已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经验,不断进行充实和改进。但是,她一贯坚持任何新观点、新结论都必须有可靠的证据,因此在野外工作中十分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在研究工作中总是不轻易做出结论,提倡多看,多积累事实。她常对大家说,研究生、科研助手只完成了导师布置的任务,那仅仅达到二流水平,要在质量和数量上超额,要有新的发现,要有所创造,那才算一流水平。

她对学生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但对他们又非常关心。她检查学生的野外工作时,对每个重要的观测点都要亲自核实,重要的接触界线要重新追索,有些地方山高且陡并需多次翻越,她都从不放弃,直到证据确凿为止。她重视科研工作中的实践性环节及实验室工作,她要求年轻教师和学生认真对待每一个测试数据。60年代岩石学研究中测定矿物固溶体成分的方法主要依靠费氏台和油浸法,费氏台测定矿物光性方位的难度大,也很麻烦,为了提高质量,她花费很多时间教会学生如何准确地摆正消光位,但对误差三角形的要求一点也不能降低。同样在测定矿物折光率时,也要求一定要找到真正的Ng 、Nm 、Np才能进行测量,坚持不许滥竽充数,为此常常需要找寻数十个颗粒才能达到要求。她说,不要嫌麻烦,也不要怕浪费时间,数据准确心里才踏实,才能保证成果的科学性,即使观点不同或有改变,但提供出可靠的实验资料也是对科学的贡献。70年代末实验室条件有所改善,她要求研究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亲自动手进行样品测试(包括主要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X光分析等),逐步改变由实验室分析出结果的现状。她亲自与高能物理所联系,让研究生自己作稀土元素的中子活化分析。在她的倡导下,岩石教研室的研究生在动手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的研究生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在进行各种测试时能很快地独立工作,与这段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60年代初我国刚刚建立第一个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实验室,1962年池际尚打算和他们进行岩石学与同位素地质学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以检验对八达岭—南口花岗岩在野外确定的侵入顺序和期次划分是否正确。南口花岗岩的五次侵入均为燕山期,进行年龄间隔如此小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在当时不仅在国内无人进行,在国外也属先进思路。在赤日炎炎的夏日,她与科研助手完成了前4期花岗岩的取样,这几期的取样点距公路较近,困难不大。难度最大的是第5期白查钠闪石碱性花岗石,因花岗岩含云母少,所需要的样品量大,岩体离公路远,山也较高,只有小路相通。当时建议找一位年轻人和她的助手一同去,但她不同意,她说,这是第一次进行这类的研究,取样是关键,这一步做不好,可能会导致全盘失败。实际上岩体在小路边就有出露,但为了找到更新鲜的标本,她们穿越了整个岩体,最后选定了岩体中心最高处取样。她们两人分别背了满满的一大背包和一小背包标本,一大早离开白查村步行前往居庸关火车站。一路上她不断地鼓励她的助手,她说咱们的国家还很穷,不能开车取样,只能靠咱们的肩膀和两条腿,我知道你刚生完孩子,身体还不算太好,过几年我攒了钱买辆摩托车,我会开汽车,开摩托车和开汽车差不多,我带着你,把八达岭岩体再跑一遍,许多问题还要深入呢!在她的鼓励下,她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经过了单矿物分离挑选,年龄测定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这5期侵入岩的K—Ar同位素年龄依次排列,与野外观察完全吻合。文章在前苏联全苏岩石学会议上发表后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与兴趣,也为我国侵入杂岩体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她就是这样要求在工作上不能有半点马虎和虚假,但又真诚地关心着他人。她知道谁家有困难,便主动借钱给这些同志,从不要求他们偿还,而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一套出国穿的西服用了十多年。对一些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她尽力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持让他们留校上课,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科学生命,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她对周围的同志都一律平等对待,包括在文革期间对她作出过激行为的人也不计前嫌,热情地为他们解决困难。她对学生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80年代她和一位女研究生一同出野外,研究生去大队收集资料,到了晚上还未返回,她不放心,怕遇到坏人,就在路上等,研究生回来时见到年逾花甲的老师在凉风习习的秋夜等着她,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十分注意对年轻人在品德方面的要求,对于一些只考虑自己,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行为都进行严肃的批评,她希望科研集体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为学科的发展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在她的领导下,岩石学科的教师们遵循这一原则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她很有远见地看到助手们的潜在能力,提前为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条件。她让年轻教师独立主持科研课题,推荐他们到重要的学术会议上报告由她主持的集体研究成果,推荐他们的论文在知名度较高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对外学术交往中将优秀的骨干教师介绍给国际 上有影响的学者。尤其可贵的是,她能以宽阔的胸怀,鼓励和支持助手超越自己擅长的学科范畴,开拓新的领域,她不拘一格培育人才,对思想活跃、钻研精神强的年轻人,她具体帮助提高业务和克服困难,使他们迅速成长。她认为:“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现和培养人才上,要使每个层次都后继有人。”培养人才,她身教重于言教。池际尚一贯重视野外地质调查,1986年她已到了古稀之年,还坚持到野外检查研究生的工作,她仔细核对学生的每个测试数据,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她对研究生说:“我们的测试数据要经得起任何人的检查,我们的研究成果,至少要经得起20年的考验。”她全心全意献身于地质教育事业的精神影响着几代人。他们不但在品德上和作风上受到她的影响,而且在生活上得到过她的具体帮助。因此,她的许多学生不仅业务水平较高,而且有很好的学术道德和作风。

50年代初作为她的研究生和助手的刘宝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给母校来稿说道:“池老师对我的教育关心是全面的,她是我的楷模,对于我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好一个合格的地质学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池际尚曾工作过的岩石学科已经培养出了多个层次的接班人队伍,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她开创的业务方向,还继承了她治学严谨、勇于探索、重视实践、不图虚名的优秀品格和学风。池际尚院士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

1980年她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被聘任为国家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地质矿产部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她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出席了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91年3月初,池际尚教授因患肺癌住进了医院。全国各地她培养过的学生们闻讯后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从外地赶来要集资为她拍摄电视片,记录她无私奉献的一生;有的要拿出钱来为老师买好花、买补品,衷心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学校里与她共事多年的几代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每天为她做点可口的饭菜,送到病床前一口一口地喂她,连续数月,从不间断。他们心疼自己的老师,她几十年如一日,只知道关心别人,不知道关心自己;只知道为学校为国家多做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但是,敬爱的池际尚教授终因医治无效,于1994年1月1日早晨8时55分,走完了她光辉的人生旅程。

1994年3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和地质矿产部联合召开了由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参加的池际尚院士事迹报告会。1994年3月31日,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和地质矿产部共同发出通知,号召全国科技界、教育界、妇女界、地矿界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开展向池际尚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一贯热爱祖国、矢志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热爱科学、顽强拼搏、勇攀地质科学高峰的献身精神;严谨求实、精心育人的治学思想;淡泊名利、助人为乐、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

(摘自赵崇贺、杨光荣《地苑赤子——中国地质大学院士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