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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女性——王光美

【编者按】王光美,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37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等等。她一生大起大落,是20世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

开放家庭造就自立性格

王光美,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父亲王治昌,号槐青,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人,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还考取商科举人。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王治昌在农商部从参事直至代理农商总长,成为该时期管理中国经济的大人物。王治昌尽管在北洋政府得到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但他对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敬佩之情始终没有改变。1925年8月20日,他昔日的留日同学、拜把兄弟、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决心退出政治舞台。从此,他便闲居北京,和妻子儿女过着平民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她开明、进步,持家有条有理,教育子女亦很得法,她不仅对亲生儿女疼爱有加,对王槐青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也关怀得无微不至。王光美回忆说:“前面三个哥哥,我们小时有许多年一直不知道他们与我们是同父异母。我母亲对他们视同己出,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大哥死后(30多岁时因病去世),母亲很悲痛,因而大哥在我们弟妹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我们十一个兄妹,只有二哥、三哥是留洋的,下面的八个都没有出国留学,而这八个恰恰是我母亲亲生的。可见我母亲刻意培养非她亲生的儿子,她关心他们比关心我们更深更切。”母亲的这种伟大品格也影响了王光美,使得她甘愿照顾丈夫前妻的孩子、甘心做丈夫的普通秘书。

王治昌夫妇共有十一个子女,按年龄顺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这些兄妹中,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革命。三哥王光超,抗日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向解放区输送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四哥王光杰,是王家最早的中共党员,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是无线电专家,卢沟桥枪声打响的第二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设立秘密电台,为延安输送情报,获“特等功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五哥王光复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参加了著名的武汉空战,在反法西斯空战中,中国军人歼灭日军战机的599架中就有9架是他击毁的。六哥王光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美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自她出生后,王家生的竟都是女儿了。王光美的四个妹妹,都是中共党员,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二妹王光中(行八)后来成为优秀的幼婴教育工作者。三妹王光正(行九)成了著名妇科专家。四妹王光和(行十)是颌面外科专家。五妹王光平(行十一)也是位医务工作者,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此“多彩的”大家庭使饭桌上也“硝烟弥漫”。解放前,由于兄妹政治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王治昌老先生不得不给家里定下一条规矩:“饭桌之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言谈风趣的王光英曾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干戈十年,鸿飞西东。不过‘飞西’的少,五哥王光复是王家仅有的一只离群的孤鸿。”

家庭环境对王光美的影响很大,学生时代,她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王光美出生的那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之年,她在北京著名的实验二小读完六年小学后,考入北平师大附中读中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便在家自修,1939年考取辅仁大学物理系,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研究生院读了两年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之后又考取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期间经历了“九•一八”、“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时局剧变,民族危亡促使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时代的浪潮冲击着每个青年学生火热的心。王光美最终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机会,选择了延安。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低沉悲壮的歌声和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飘荡在城乡上下、学校校园催人泪下时,更激励起人们为保卫中华民族、保卫国家、保卫家乡去勇敢战斗,王光美就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个。

王光美在学校读书时,追求革命和进步,成绩优异,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在读大学期间,曾在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建国后曾任卫生部长)、刘仁(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和美国政府各一名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下设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实施, 在当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和向解放区的进攻,是一种限制,因而有利于人民。但国民党方面在美国授意下,在实际贯彻实施协定中没有按《停战协定》办事。军事调处执行部组成之初,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年仅24岁的王光美由北平地下党推荐,担任了由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领导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秋,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大规模的内战开始,国共和谈终止,王光美结束了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因她的身份已公开,为保护其人身安全,经中央批准,她奔赴解放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在革命圣地,她和刘少奇同志相识相知成为伉俪。

朴实无华的爱情

王光美到延安后,被分配在朱德、杨尚昆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军委办公机构在延安城北的王家坪。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后,就住在这里。使王光美特别温暖的是,她受到了朱德和康克清夫妇的亲切关怀。闲暇时,康克清大姐还会邀她一起参加中央机关星期六举办的舞会,这使她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都有过接触。和她前后到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写到延安的娱乐活动时称:“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2+2=4。但有时也会来几个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读到这些风趣的文字时,会心地笑了。这或许就是她当初对刘少奇的印象吧!

王光美第一次到枣园刘少奇的窑洞,是在春节之前。那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通知她去刘少奇那里一趟。从王家坪到枣园相隔十几里路程,警卫员给王光美备了匹老马,老马顺着延河把她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刘少奇问王光美到延安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告诉刘少奇:“我到延安以来,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切都在重新学习。最近,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动员大家到边区参加土地改革,我已报名到农村去。”刘少奇为了款待这位从北平来的研究生,特意从抽屉里拿出几只显然是放了很久的干瘪梨子。这在寒冬的延安,算是很好的水果了。吃午饭时,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进餐,那时条件艰苦,吃的也不过是带有青菜叶子的稀面条和几片烤焦的馒头片,就是在这次饭桌上,刘少奇同志告诉王光美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身体有胃病,还有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时间……还让王光美跟他上晋察冀,当时的王光美很奇怪,其实那是刘少奇同志求爱的一种含蓄表达。

有缘千里来相聚,无缘咫尺不相逢。1947年3月12日,由于胡宗南部轰炸延安,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五人领导集体暂时分成两套班子,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月底,刘少奇、朱德一行东渡黄河,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也许是一种缘份,刘少奇竟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王光美邂逅相遇,并一起吃饭,加深了对她的印象。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中,迎来了1948年。是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齐,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陆续迁到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随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频繁接触,大家都已感到王光美与刘少奇是很好的一对。

27岁的王光美也感到该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了。她尊敬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敬佩他埋头实干的精神。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俭朴而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那个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晚饭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高兴地来到刘少奇住室,向新婚夫妇表示祝贺。婚后,王光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一天晚饭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村外的小路上散步。王光美问起了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情况,刘少奇没有马上回答,他习惯地吸了几口烟,慢慢地说:“你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而不是从我的过去。”

王光美自小养成的独立性格,使她能自立自主,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后来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为了更多了解一下女婿,父亲没办法,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她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女婿的。

王光美和刘少奇生了四个儿女:儿子源源,女儿平平、亭亭、潇潇。在孩子抚养教育的问题上表现了刘少奇同志的慈爱,更突显了王光美作为一个不同凡响的母亲的贤惠和严格。王光美生第一个孩子时高龄难产,可是偏偏那天少奇同志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妻子十分理解,可少奇同志还是来了。他到婴儿室看孩子后又到妻子那儿,他温柔地亲了妻子一下,以示慰问,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有了孩子的王光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正因如此,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成了有名的幸福家庭。刘少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为使刘少奇专心致志地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王光美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对他关心、体贴、照顾。刘少奇在长期紧张的工作中,形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就没有任何犹豫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以适应刘少奇的需要。王光美还担起抚育子女的重担。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许他们搞特殊化、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要他们接触群众,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她要孩子们吃住在学校,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同学,要尊敬老师,要努力学习,靠自己的本领立世,不可依仗父亲的权力和地位。学校召开家长会,只要有时间王光美总是骑着自行车前去参加。

1959年,平平和源源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有一次,王光美特意把老师请来,讲了对孩子管教的事,她说:“你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当做你们自己的孩子来管,不要迁就他们,不要因为是我们的孩子就可照顾,相反,应当更严格地要求他们。”

1965年夏天,王光美在河北新城县高镇进行“四清”,刚刚15岁的平平,按刘少奇的吩咐,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去新城看望妈妈。不要人护送照顾,也不通知新城方面去接她。由于平时受到锻炼,平平毫不畏缩。当她突然出现在王光美面前时,大家都非常惊讶。平平却很自豪地说:“我自己来的,谁也没送。我知道怎么买票,怎么坐火车了。”

源源年纪小,不能当兵。假期里,王光美和刘少奇就叫他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因为平时受到锻炼,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父母的厄运而受到株连、迫害时,都能坚强地挺过来,未被狂风吹倒、浊浪打翻。

多难的“文革”岁月

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命运不让人有任何的假设,她选择了去延安,嫁给了刘少奇,所以,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也就成了一号女主角。“文革”岁月中王光美与刘少奇同志相濡以沫,保持了达观的心态,无论是与刘少奇同志一起被批斗,还是因为项链惹的祸都展现了她的伟大品性。

曾有记者问王光美再文革期间对少奇有没有动摇过?王光美说:“没有过。少奇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连累小孩,跟我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把孩子带走,这样可以保护家庭。但是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过动摇,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有那种表现,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夫妇二人经常一起被批斗,有一次斗完了以后王光美还拉丈夫刘少奇的手了。中南海的家里贴了大字报,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被抓起来了,后来电话线也给拔掉了,他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他。我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我见不着他,我被推出来的时候,看他在挨打,心里很痛。我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他喊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便冲过去抓住他的手。 王光美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就越应该证明,越是跟少奇同志站在一起,他们当时都分开住了,造反派把王光美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隔着三个院,中后面是童小鹏的院,童小鹏搬走后,王光美住后面。都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书房去喝水,王光美心疼少奇,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破灭。 在监狱的日子里,王光美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对她来说今天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因为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监狱里,炕是木炕,但是很矮,是两个凳子中间加上一块木板搭成的。

王光美听说刘少奇同志去世后,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他们不跟王光美多说,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王光美也弄不清,只知道他死于开封。王光美觉得少奇同志去世是好事,因为她想,少奇活着,说不定被整得更厉害,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爱已经超越了生死。

幸福而忙碌的晚年

1979年入狱12年后,王光美终于重获自由。 1980年,即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平反,当时已逝世十年。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全中国人在电视机中看到了,并为之动容。

王光美说,她的晚年有两个大的心愿,其中一个心愿就是搞好“幸福工程”,帮助更多的贫困母亲摆脱贫困,不辜负社会的信任。王光美同志为幸福工程幸福的忙碌着。

在我国的贫困地区,有一个曾被人们忽略的特殊群体——贫困母亲。她们承受着生产、生育、生活的沉重压力,缺乏基本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很差,文化素质很低。她们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她们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由于母亲负有对家庭、对后代的特殊责任,贫困母亲的生存状况已成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1994年初,中国人口报社几位有识之士提出了发起实施“幸福工程”的设想。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珮云同志决定这个工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实施,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承办。经过近一年的论证、筹备,发起单位将救助对象锁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工程就要启动了,谁来打这面帅旗?彭珮云提议请王光美出山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并亲笔致信王光美,随信寄去了有关材料和调研报告。

王光美当时已是74岁高龄,12年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因此,她谢绝了社会上许多担任名誉职位的邀请。但看了彭珮云的信和材料,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她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不尚空谈,注重实干正是她一贯的处世原则。于是,王光美欣然应允。但她提出,不搞名誉,不任虚职,要实实在在做工作。

当时,中国的贫困母亲起码有1500万。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待助群体,“幸福工程”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承担起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王光美完全可以选择在天伦之乐中安享晚年,但她以病弱之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为贫困母亲造福的事业中,就像当年义无返顾地投身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一样。1995年2月28日,春寒料峭,北京的街头绽放了第一簇迎春花。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王光美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启动仪式上,以一个普通母亲的名义,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大家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贫困母亲献上爱心!从此,王光美,这位饱经磨难的伟大的母亲,将自己的名字同“幸福工程”、同千千万万贫困母亲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王光美曾戏言,她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就不拿报酬而言,此言不差。但她为“幸福工程”付出的决不仅仅是一般的义务劳动,而是一位曾经受过不公正对待的老人,一位社会知名人士所能付出的全部心血和精力,甚至私有财产!1995年初,天津绿天使有限公司向“幸福工程”捐赠100万元人民币。靠这笔钱,“幸福工程”顺利启动。按照王光美亲自确定的“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模式在甘肃、贵州、安徽和陕西的四个县开展了项目试点。几年来,王光美多次深入基层考察。陕西、四川、河北、福建、云南……她的足迹留在贫困山区的小路上,她的音容笑貌留在无数贫困母亲的心里。贫困母亲们记住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而王光美也把她们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冬天北风呼啸的时候,她想到那低矮破旧的茅草屋能否抵御严寒;宴会席上,看着满桌的饭菜,她想到这一餐省下来,又能帮助几位贫困母亲;项目点的同志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她却批评他们不该浪费,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贫困母亲身上。

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多次发言,宣传“幸福工程”,呼吁全社会关注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组委会举办的无数次各类活动中,只要身体许可,她都要勉力参加,直到累倒在病床上……

王光美身先士卒,多次向“幸福工程”捐款。1995年,工程启动之前,她第一次去“幸福工程”办公室看望工作人员,了解到办公室工作条件艰苦,有时候中午吃不上热饭,立即让秘书送来500美元,让办公室买一个微波炉热饭吃。这些钱是女儿刚刚孝敬她的。不久,“幸福工程”启动,她又把中央发给的2000元过节费捐出。1996年,“幸福工程”因缺乏资金而举步惟艰。王光美将母亲留下、经过“文革”浩劫失而复得的几件家藏珍品拍卖,拍卖所得50余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幸福工程”,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拍卖会上,拍卖师专门停槌说明拍品来历和性质。竞拍者无不动容,竞价踊跃。拍卖会结束后,一位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把电话打到王光美家,他的问题是:把你母亲留下的家传珍品捐了,你难道不心疼?王光美坦言答道:捐出母亲留下的东西我当然心疼,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吃不饱饭我更心疼!王光美的捐款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捐款汇聚在一起,像春雨一样播撒在贫困地区,播撒在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里。多年来,在王光美的带领下,“幸福工程”已从当初的默默无闻成长为一个知名的社会工程。有多少人通过“幸福工程”了解了王光美,又有多少人通过王光美了解了“幸福工程”,从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贫困母亲,把援助的手伸向贫困母亲。晚年的王光美,已经把她的名字与“幸福工程”紧紧连在了一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已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项目点遍及300个县(市、区),累计已有13万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救助,受惠人口近60万,投入资金累计达2.4亿元。免费下发各种治疗妇科病的器材和药品价值达1100万元;为贫困母亲做健康检查30多万人次;治疗妇科病6万多人次;举办各类培训班4000多期,30多万人次参加培训……

“幸福工程”架起了一座沟通爱心的金桥,一边是社会各界无私的奉献;一边是脱贫母亲灿烂的笑脸。王光美与“幸福工程”,是一个人与一项社会工程之间的故事;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与她无比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故事;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与千百万贫困母亲之间的故事。对于“幸福工程”而言,王光美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是一个令人折服的榜样,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是一位老人用自己的言行在后生晚辈心中树起的一座丰碑。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王光美访谈录》作者黄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少奇一家》作者张绛,《文汇报》2002年10月15日,千龙新闻网《时代潮》 2001年第十八期综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