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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汪德耀

【编者按】汪德耀(1903-2000),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任学生会副主席(赵世炎任学生会主席),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其弟汪德昭(中科院院士,水声学专家)、汪德熙(中科院院士,核化学专家)也都是附中校友,汪氏三兄弟的故事至今仍是附中的一段佳话。

热血爱国少年

汪德耀1903年2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孩提时他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后到北京念小学和中学。他小时候路过上海一个公园,亲眼看到门口立着一块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心里感到莫大的侮辱。这次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幕,他从此立下了“要不受外侮,必使国家富强”的信念。后来,他在小学课本里读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感动得热泪直流,那时的祖国与当年割地赔款的法国何其相似啊!

屈辱中的祖国和人民在孕育着反抗。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当时汪德耀正在北京高师附中(即现在的北京师大附中)读二年级。附中有学生自治会,四年级学生、后来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赵世炎是主席,他是副主席。两人的认识缘于汪德耀的一篇作文:汪德耀曾写作文悼念蔡锷、黄兴,其中的句子“他俩仙逝,于革命事业,如鸟失两翼,车失双轮”被老师加批双圈张贴,赵世炎看到文章后,找到汪德耀交流,两人谈得很投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列强的欺凌和当局的软弱,燃起了热血少年心中的怒火。他俩一起发动附中同学支持大哥哥大姐姐的行动,附中学生率先在全国中学中罢课。为了营救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大学生,北京大中学生代表于5月6日下午在北大沙滩红楼地下室秘密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汪德耀和赵世炎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参加联合会,并参与了和军警当局面对面的谈判,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两人经常从附中所在的厂甸跑到沙滩红楼去联络,回校后发动同学响应。 “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促使汪德耀更迫切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当时认为,国家之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就是因为贫穷落后、人民愚昧、科学不发达,要想使国家富强,就应该兴科学办教育,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

留学法国之路

1921年,汪德耀通过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功课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法留学的资格。但是,去国外学习什么呢?汪德耀的一些老师告诉他,要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人的思想,就必须研究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学,必先研究生物学。因为人是高级动物,研究生物学、研究人,才能达到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汪德耀从小又深受有着生物学知识的父亲汪寿序和中学生物老师李士博的影响,于是,他选择攻读生物学。在“为什么要到法国留学”的试题上,汪德耀回答说:“我要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要学习自然科学,改造社会,拯救祖国。”

在异国他乡,汪德耀努力攻读,于1925年获得里昂中法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翌年转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两度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国际解剖学学术会议。汪德耀喜欢阅读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作品,曾写信向他讨教,并专程前往瑞士拜访他。经罗兰介绍,汪德耀拜见了印度圣雄甘地。通过与两位伟人的交往,汪德耀进一步受到了自由、民主、爱国思想的熏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沦陷,平津告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一直密切关注祖国的汪德耀再也不能等待了,他的耳畔回荡起了当年出国时的誓言:“拯救祖国!拯救祖国!”

汪德耀从巴黎途经马赛,然后乘轮船在海上飘荡35个昼夜,回到了日夜牵挂的祖国。那一年,他才28岁,是我国第一位细胞学博士,也是当时国内7个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

报国无怨无悔

任厦大校长学蔡元培 回国后,汪德耀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湖南师院等院校,后转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此间生活虽辗转艰辛,他仍矢志探求科学。 1943 年汪德耀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后又任代理校长、校长。他曾拿着聘书到永安延聘《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到厦大教书。此外,他还聘用了林励儒、洪深等当年被“教育部”解聘的“民主教授”。著名高教专家、厦大教授潘懋元说,汪德耀曾经告诉他,他最崇拜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希望能移植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思想。当时在厦大,各种学说、理论皆可以讲授,相互探讨,汪德耀说,“真理逾辩逾明”,他又引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名言“从论辩中放出光辉”,称这两个原则就是“蔡元培精神”。当时正值抗战烽火最旺之际,内迁到长汀的厦大备受威胁,汪德耀指挥若定,及早做好应变准备。

阻止厦大迁台湾 大约在1949年时,汪德耀接到国民党的密电,要他把厦大“可靠”的师生、贵重的仪器图书搬到台湾,做好把厦大迁移到台湾去的准备,密电接连来了两封。汪德耀说,看来,不装装样子是应付不过去的。他决定到台湾走一趟,为厦大“选址”,走之前,他就告诉妻子,我们回来就告诉他们没找着地方。他们的台湾之行根本就是到处玩。在台湾玩了十天,回来后,汪德耀电告当时的“教育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

救学生不畏军统恐吓 萨本栋担任厦大校长时,不允许外人进校抓学生,但是,汪德耀无法阻止,这也使他饱受一些人的指责。厦大1949届毕业生、现在美国的张德先说,汪德耀想出的妙计是,他把当时政府要拘捕的学生,作为客人请到家中,对于被捕学生,他则亲自前往保释。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的资料,则佐证了汪德耀的清白。洪卜仁无意中发现档案上有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三次给汪德耀下的“亲启密令”,命令他解聘厦大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开除一些进步学生。档案还包括汪德耀发给朱家骅的密信,密信说,王院长为唯物论经济学者,他在讲述“西洋经济思想史”时,必须提及马克思一派学说,如同必须介绍“澳大利亚学派经济学”和“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一样。至于当时“教育部”所开列的黑名单上的人,汪德耀也一并辩解,为其开脱。

临解放时,汪德耀几次找到军统的毛森,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厦大学生,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对于杀人不眨眼的毛森来说,去一趟就够呛,他居然一连去了好几次。果不其然,最后一次,毛森颇有深意地问他:你知道海军学校校长是怎么死的吧?其实那位校长就是被毛森枪毙的,毛森言下之意是向汪德耀发出恐吓。

为新中国作杰出贡献 厦门解放后,正在英国讲学的汪德耀立即缩短行程,于 1950 年 3 月返回厦门参加学校建设。 1950 年,汪德耀出席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听取了周总理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报告,深受鼓舞。后来,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此后数十年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把共产党当作诤友,履行着一名忠诚的农工党员的职责。从 50 年代起,汪德耀就一直参与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规划。从 60 年代起,他和他领导的科研组承担有关细胞器结构和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液泡系与高尔基体的相互关系、细胞质基本组成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他根据福建沿海贝类养殖特点搞出的关于牡蛎人工受精、育苗和大小牡蛎人工杂交的研究成果,解决了我国养殖海产贝类幼苗紧缺的问题。 1963 年汪德耀受聘兼任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

“文革”中乐观对待逆境 “文革”期间,他忍受着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是权威的怠慢,所幸的是,他不同寻常的乐观性格使他能够笑看人生的一些痛苦。此外,虽然他记忆力很好,但是,他通常会很快“忘记”那些曾经有愧于他的人,他总能心情愉快地生活着。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相信乌云总会被驱散,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做一些研究的准备工作。他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刻印 100 份,分送给各大学及科研单位。这篇文章为沉睡多年的我国细胞生物学界敲响了晨钟。

当时,汪德耀每天都要打扫男生宿舍的厕所,自称“所长”,他还要把尿水挑去浇菜地。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于是很乐观地干。他用硫酸中和了长年累积的黄尿碱,把尿池刷得白白的。在挑大粪去菜地的路上,他高唱京剧“红灯记”给自己鼓劲,为此受到表扬。据说,当时“造反派”最怕和汪德耀辩论,因为他非常热爱毛泽东,能以毛选第几集、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十分准确地引经据典对付他们。人家给他贴大字报,汪德耀也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还把它贴到学生食堂去,这个“牛鬼蛇神”的这一举动,把“造反派”看得目瞪口呆。每次被拉去批斗、戴高帽后回宿舍,汪德耀就洗掉墨水,摘掉高帽,拿过报纸就看,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后来报纸不让看了,他就看讲义、教材,从不怀疑自己还要回到讲台上。

改革开放后重现青春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汪德耀重新焕发了青春,他 70 %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是在这之后问世的。他一方面继续中断了十年的关于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的细胞学研究,另一方面开展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中细胞骨架和核孔复合体的研究,首次报导鸟类精细胞变态过程中的微管空间构型和核孔复合体的超微结构。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填补了国际上关于鸟类精子发生过程超微结构研究的空白,也是我国首次发表关于细胞生物学新领域 —— 细胞骨架的第一篇论文。

汪德耀又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同当前医学上的难题 —— 癌症结合起来,开展了现代癌细胞生物学三大重点课题之一 —— 癌细胞诱导分化问题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创办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 肿瘤癌细胞工程实验室。他一生共发表论文 150 多篇,专著 6 部,主编的《普通细胞生物学》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合著的《膜分子生物学》获 “ 中国图书奖 ” 。他共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十多项。

作为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汪老不仅科研硕果累累,而且桃李遍天下。多少年来,汪德耀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第一线。 1981 年他被国务院审批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生前共指导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不少学生成为学科带头人。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汪德耀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先后担任了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 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常委等职。 1992 年在福建省政协会议上 , 他作了 “ 从战略高度认识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的发言,并写出 “ 关于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建议 ” 提案,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工作。

汪德耀教授还利用自己进行学术交流和学生遍布的条件,努力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波。

1992 年秋,厦门大学庆祝汪德耀回国从教 60 周年。汪德耀在会上激动地说: “ 驱使我一生不懈进取、努力拼搏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热爱祖国,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越来越可爱。二是热爱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工作者却应该有他自己的祖国,应该用其所学来报效他的祖国。 ” 直至逝世前,汪老仍关注着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高尚品质内核

“我为什么会爱上他?” 汪德耀当年回国,正值国家多难,民不聊生。汪德耀辗转各地,倍尝生活艰辛,仍矢志探求科学,婚姻大事也置之度外,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才和王文铮女士结为伉俪。

王文铮五岁就成了孤儿。她和在北京的姑姑王颖生活在一起,王颖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方声洞的遗孀。方声洞牺牲后,他12岁的儿子被送到法国,因此和汪德耀认识,回国后,汪德耀因此结识王颖。王颖有个遗腹女后来得了肺病,临终时,汪德耀叫了一辆救护车,要把她送到德国医院。王文铮说,当时表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汪就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王文铮说,使她下决心跟随汪德耀的,这一幕起了关键作用。她说,当时肺病猖獗,汽车内空气又不流通,学生物的老汪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危险。但是,由于年龄的悬殊,婚事遭到了王文铮外婆家的反对,王文铮于是写一封信给当时在瑞典和挪威任公使的姑父,没想到,这位姑父一下就记起了汪德耀,当年汪德耀在法国留学时,他那时刚好担任比利时公使,汪德耀曾带领学生到比利时为祖国请愿。王文铮的姑父说,这个青年那么爱国,又有爱心,当即点头同意。王文铮说,虽然为了汪德耀,她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北京城,但她从未后悔过。汪德耀走时,她一直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始终是热的,她始终觉得他还没走。

在心目中学生第一 汪德耀的女儿汪敏说,她和弟弟从小就知道:在父亲心中,学生第一,他们只能排在第二位。有一回,汪德耀托汪敏的美国导师给在费城的汪敏带去了一只“两个手提把都拉断了的死沉死沉”的箱子,汪德耀神秘地说,这是“金子”。汪敏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父亲准备推荐给美国几个实验室的学生的论文材料,还有他要委托汪敏寄回厦大的教科书等,翻到最后才有一小瓶父亲给她带的“美加净”。美国导师目瞪口呆,他说:“中国教授了不起,他是学生们的父亲,原来‘金子’是为他们带的。”

对于学生,汪德耀最为独特的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宠爱学生了,特别是当他们遇到“拦路虎”的时候,汪德耀恨不得自己化身为骑士,操起刀枪冲在最前头。现在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的郑立谋说,到法国留学时,他每转一个地方,汪德耀都要备好书信为他介绍他的朋友旧识,以便他在需要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还要国外的亲戚照顾刚到那里留学的学生,甚至借钱给他们。王文铮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事,原本不关他的事,他却认为自己有责任。

两心愿显英雄本色 汪德耀一生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这位饱经百年沧桑的老学人生前曾向人表达了他的两个心愿。一是希望现在的同志,现在的青年,不要忘记历史,尤其不要忘记我国近代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牢记 “ 落后就要挨打 ” 的历史教训,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二是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爱国心不会老,愿继续为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就是一位终生爱国爱党的老科学家教育家崇高的风范!

(根据《福建日报》记者佘峥、刘晓军, 通讯员王瑛慧、卢明辉等文章综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