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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民族计算机产业的战略学家——汪成为院士

【编者按】汪成为,1933年7月生,宁波奉化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领域首席科学家,863国家高技术计划信息领域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常任委员。1950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

2004年6月,在世界高性能计算机TOP500排名中,曙光4000A位列第十,提高了国产服务器的技术含量和国际影响,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研制生产10万亿次以上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当2004年6月29日一位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宣读“曙光4000A”的鉴定结果时,他心潮澎湃,激动之情难以抑制。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汪成为。作为国家“863”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第一任组长的汪成为,他不仅是这个辉煌时刻的见证者,也是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奠基人之一。

汪成为,1933年7月生,宁波奉化人,计算机科学家,长期从事电子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研究。他曾荣立一等功,获全军英模荣誉奖章,还曾担任过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首席专家、信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国家863计划专家顾问组副组长、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科院计算所理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兼职教授。

富春江畔 流浪少年

汪成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父母希望他弟兄三人长大后能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全部“为民所用”,所以便给他们分别取名为:汪成为、汪成民、汪成用。父母“为民所用”的思想,后来成了汪先生一生的追求。

汪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正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沦陷的上海,他饱受过日本鬼子的欺辱;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他经受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煎熬。他第一次真正接触下层劳苦人民,是在他11岁那年。

那是1945年,外婆要将11岁的汪先生从上海送到浙江的叔叔家,托了个跑单帮的家伙领他上了火车。汪先生一上火车,那家伙便将他“抛弃”了。身无分文的他后来只好流浪在富春江上。想一想,1945年,战乱动荡的年月,交通不便、电讯不通,一个11岁的小孩子,身无分文,在一个举目无亲、陌生无助的环境,该如何应对呢?好在他聪明、伶俐、勤快,每日在船上帮人打工,买炭、背米、生火、做饭、刷碗……惟一的要求,仅是希望给口饭吃。其间,上海的外婆以为他早已抵达浙江叔叔家,而浙江的叔叔又以为他仍留上海,直到一年后,叔叔方知道他失踪了。于是,叔叔顺着富春江沿岸,一路寻来,才侥幸在船上找到了骨瘦如柴的他。

这一年的流浪生活,令汪先生终生难忘。这不仅使他真切地体验到了平民的疾苦,而且还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平易近人、自信沉稳、勇于挑战的性格。

刻苦学习 献身国防

1950年,汪先生随父亲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由于他是插班生,不能住校,只好走读。他家住在西四的北边,而师大附中在和平门,为了参加早自习,他每天凌晨4点准时被小闹钟叫醒,然后一手挎着书包,一手提着小灯笼(因为当时的北京这段路还没有路灯),独自一人从西四走到和平门,途中要走一个多小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也就是在此时,培养了他后来每天凌晨4点准时起床学习或工作的习惯。

中学毕业后,汪先生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57年,汪先生大学毕业时,学校领导给他三个方案任他选择:一是到莫斯科深造,二是在北京挑选一所大学任教,三是到国防部五院工作。

由于从小受父母“为民所用”思想的影响,汪先生当即表态,他愿到国防部五院工作。因为他听说国家要搞原子弹,所以,很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为民所用”,尽快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出一把力。

就这样,汪先生去了国防部五院,成了一名军人,并被分派去学习计算机。计算机是前苏联给的,尽管是一台模拟计算机,但它是用于中国国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由于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很快成为这一领域的技术骨干。

战略眼光 拒绝误区

善射者所以成名,不在其箭,而在其“的”。

1986年,汪先生受命出任“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此际,正是日本第五代计算机——智能计算机风靡全球之时,不少国家跟风仿效,一时间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成为国际潮流。

中国的智能计算机研究该何去何从?汪先生带着这个疑问亲自带领专家组的成员走访了日本从事第五代计算机研究的实验室,并和主持研究的日本科学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回来后他十分感慨,连该实验室自身都不用其研制出的机器,这样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与几位专家探讨后果断提出,“根据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盲目地跟在后面走日本‘五代机’的路”。

这个观点立即招致一些质疑。有人说中国不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路,又走什么样的路?特别是此时他已担任“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长,而当时计算机界流行的看法认为智能计算机和五代机差不多就是同义语。

为了对国家和人民负责,汪先生与他的专家组进行了多番考察和推论,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道路。接着,他又带领专家组对中国的智能计算机研究重新定位,确定了中国智能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在国际主流平台基础上,研究面向智能运用的高性能计算机,把高性能和高性价比放在突出的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许多仿效日本搞第五代计算机的研究,开始还热火朝天了一阵,到后来都“无疾而终”了。甚至连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负责人,后来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们第五代计算机的路并没有选好,也无法走下去了。

管理学上说,领导是要决定做正确的事(Do right things),而不仅是决定做事的正确方式(Do things rightly)。也就是说,领导的主要职能是把握住大的正确的方向、作出明确的规划和指引,而无须凡事都亲力亲为。汪先生通常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作出最明智的决策,控制住全局。难怪原国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女士会对汪先生作五个字的评价:“战略科学家”。

顶天立地 科技帅才

什么才叫科学家?在许多人眼中,科学家通常被定格为一个戴着厚厚的眼镜,不苟言笑,只会埋头于经卷,不谙世事的“腐儒”。这其实是对现代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极大误解。与此相反,在我们面前的汪先生开朗、健谈、幽默、风趣、机智,他既会唱“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的流行歌曲,亦会唱“自那日朝罢归身染重病”字正腔圆的京剧。他可以为探求一个科学问题的答案彻夜不眠,也可以为了说服同事娓娓而谈,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他身上体现了现代科学家的优秀素质。

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已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技术,更是一个产业,国际上形成了超过1000亿美元产值的生产规模。而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当时还十分薄弱,每年产值只有十亿人民币左右,在世界上所占比例和份额尚不足1%,根本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如何将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实现产业化?汪先生又给自己出了一道新难题。

经过长时间的斟酌,汪先生与李国杰等专家提出了“顶天立地”的战略方针。所谓“顶天”,是指在技术上要有所创新,搞出一批在世界上领先的高技术;所谓“立地”,是指技术发展要扎根在产业的土壤中,为产业服务,为高技术企业成长服务,以实现产业化为目标,要在产品和产品的应用上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简而言之,就是“技术顶天,应用立地”。二者互相扶持、互相促进,在当时的“863计划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一足”是以“曙光”计算机为中心的150个科研项目,“二足”是以年轻人为主的理论攻坚队伍,“三足”是以创造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基地。按照汪先生与李国杰等专家提出的“顶天立地”的战略方针和“三足鼎立”的具体规划,有关智能计算机的研究开发工作,在全国40多所大学和30多个研究所以及企业中积极开展起来。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的缺口,1992年,汪先生领导专家组和深圳市有关部门合作率先在深圳举办了“中国智能计算机成果展览会”。这是“863”高科技成果在国内首次公开亮相。由于准备充分,所以展览格外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当时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中国,一个科学家能够做出这种策划,足见其思想和眼光超乎寻常。

与此同时,专家组在北京克服种种体制上的困难组建了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在深圳建起了一个商业化的生产基地,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公司。此后,在专家组支持下,一个又一个研发团队带着自己的技术,以创业的精神成立起高技术公司,成为我国信息产业的生力军。其中有些已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占有了相当显赫的地位。

钱学森曾多次和汪先生谈起培养“科技帅才”的话题,并指出:“科技帅才应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钱老的眼中,汪先生就是他最中意的科技帅才之一。

心系民族 海纳百川

虽然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计算机科学家,但他从不以“家”自居,他总是说:“我不过是一个想为国家、为人民多做点事情的普通人。”

他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一书中,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历史是人的群体运动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在我所干过的一些‘系统’或‘项目’中,凡成功者,都是‘团队’的功劳,都是因为得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指点引路、同代杰出科技工作者的鼎力相助、后起之秀的无私奉献,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合力效应。……在项目完成后的评奖时,也许把某某人列为‘排名第一’,那是对‘功绩’形式化处理后的粗糙之处,别以为自己真该当‘老大’了。我们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伟大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群体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那才是永存的历史。”

他常常说,不论是做计算机系统,抑或是干其他事情,团队合作精神很重要。任何一个Team Work,不是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完成的。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会做漂亮的“珍珠”,更要学会做非常漂亮的“项链”。而项链上的珍珠未必每个都需要由你亲自做,你只要采撷各方面的珍珠,然后想办法将它们串起来(综合集成)就能做出最美的项链。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研发面向智能运用的高性能计算机时,他紧紧抓住两点不放。

第一,想方设法,把全体专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使,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去克服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因为他深信: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可能完成宏伟大业。

第二,为了确保主要目标的实现,他提倡“在限制条件下求出最优解”,对一些不该上和可上可不上的项目,坚决“割爱”,绝不徇私。他也知道,中国的专家普遍缺乏经费(特别是当时),砍掉某个项目,就等于断了相关专家(其中多数人还是他多年的同事或好友)的“生路”。但他更清楚,中国还是一个穷国,国家拨给智能计算机组的经费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什么研究项目都一哄而上,把仅有的一点钱都拿来搞平均主义,到头来什么事情都办不成,那就断了我国智能计算机的“生路”,甚至整个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生路”。只有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的计算机才可能闯出一条路来。

因此,每次开会他都说:“我们是来搞建设的,不是来分房分家分财产的,是‘建房小组’,不是‘分房小组’。希望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且,他首先明确表态:他本人和他所在的研究组,不再申请“863计划”的一分钱!尽管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但为了保住重点项目,他还是这么做了。

严于律己 壮心不已

清华大学史元春教授对记者说,汪先生无论是学识,还是人品,在业界都是有口皆碑的。

汪先生的工作很繁忙,一般不接见外人,他总是在每周五的时候就将下周的工作安排好,倘若你有事情找他,一定要提前跟他预约,如果你是临时插进来的,那么很抱歉,他本周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恐怕匀不出时间。如果你已经跟他约定好了在某个时段见面,那么他一定会遵守诺言。倘若你约定的时间与某位高级官员约定的时间有冲突,他一定会选择第一位先来者,绝不会根据官职大小和级别来定夺见谁或不见谁,对所有来访者他都一视同仁。

他很喜欢清朝诗人袁枚的一首诗,“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无论是在科研中还是生活中,他总会不停地自省和反思,严于律己,精益求精。难怪在2000年人人都歌颂和看好计算机发展的时候,他能够清醒地洞悉“计算机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原因就是存在许多可改进之处”。

有记者曾给汪先生写过好几封信,请求采访他,但他一直都婉言谢绝。他说,不是我低调,也非我谦虚,因为我深知IT发展迅猛,计算机是年轻人的事业,老年人应该主动让贤、淡出,少发表“宏论”,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同时还作了一个对比说,如果我是一名中医,那么是越老越吃香,但是IT事业却刚好相反,我现在年纪大了,应该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人,建议你们去采访那些年轻有为的新生代科学家。

正是因为他时刻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所以从来没有懈怠过对新知识的学习。他对前沿技术发展非常敏感,对最新的软件、硬件、网络和应用技术都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他总是能够跟踪最新的动态,并与世界接轨,然后作好规划与战略。譬如,他会关注美国白宫直属的HECC(High-End Computing and Computations)计划和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机构(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的最新动态等。清华大学的杨士强教授说,他开始关注PITAC(Presi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文件完全得益于汪先生的启发:一个科学家必须了解世界上的各个强国都在关注什么,必须掌握世界竞争的态势。

“壮心未与年俱老”,让我们祝愿汪先生健康长寿、再创辉煌!

(转载自《心系民族计算机产业的战略学家——汪成为院士》,作者吴晓桃)